《痛苦的故事》
“94岁的祖父因民族身份被亚美尼亚人杀害，他们拒绝将遗体交还给我们……”
——来自西阿塞拜疆的退役军人纳马兹·凯里莫夫的访谈
历史不仅存在于史书之中，更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与回忆里。尤其是当这些记忆承载着流离失所、失去亲人、对故土的思念时，它们便凝结为一个民族的集体伤痛。
我们的访谈对象是退役军人、司法系统退休人员纳马兹·贝伊拉尔·奥卢·凯里莫夫，1972年出生于西阿塞拜疆洛鲁潘贝克区贾拉洛鲁镇。他的家族在一个世纪中三度遭遇驱逐——分别发生在1918年、1948年和1988年，历经多次苦难。这些痛苦不仅属于一个家庭，更是整个民族的共同记忆。
纳马兹老师的讲述不仅记录了他的个人经历，也讲述了成千上万被迫离开西阿塞拜疆的家庭的苦难、思乡之情与对故土的热爱。他的祖父被残忍杀害、民族被迫流离失所、家园失落、亲人遗体无法入土为安……这些不仅是过去的悲剧，也是今天仍在记忆中发疼的伤口。
——纳马兹老师，您的家族曾多次被迫迁离西阿塞拜疆。关于这些驱逐，您知道多少？长辈们又是如何讲述的？
——1918年，我的祖辈首次逃难。当时我尚未出生，但祖母讲述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她说，为了躲避亚美尼亚达什纳克组织的袭击，家人被迫逃往土耳其的卡尔斯省。在那里艰难生活了六个月。穿越积雪覆盖的群山，日夜饥寒交迫。祖母说，她常常扒开积雪，采集下面长出的青草来充饥。我们带着老人和孩子逃难。我父亲的姑妈当时还是婴儿，一路上不断哭泣。为防止亚美尼亚人听见哭声找到我们，甚至有人动了掐死婴儿的念头……但终究下不了手，良知阻止了他们。祖母直到去世都还在回忆那段恐怖岁月，常常流泪。她亲眼目睹亚美尼亚邻居洗劫焚毁家园，屠杀亲人乡邻。她带着对土地的思念与不甘离世。
——这样的回忆非常沉重。那么您对1948年的驱逐还有印象吗？
——1948年，斯大林的镇压引发了大规模人口迁移。这并非普通的迁移，而是一场由国家策划的种族清洗政策。俄罗斯帝国将阿塞拜疆土耳其族人集体驱逐出亚美尼亚，有意将他们安置在阿塞拜疆平原地区那些气候恶劣、不适合生存的地方。许多年长者无法适应新环境，相继去世。作为一名军人，我可以明确地说，这不仅仅是驱逐，而是有组织、有计划的民族清洗。这次驱逐也波及到了我们家族。对于那些曾经失去家园的人来说，再次失去故土无疑是极大的创伤。人们甚至来不及带走最基本的生活用品，就被塞进货运列车，送往酷热难耐的平原地区，听天由命。我的很多亲戚因气候、饥饿和疾病而去世，他们都是驱逐的牺牲者。后来，大约在1956至1957年，一部分人决定返回故乡，我们的家族也在其中。
——所以您认为这背后是帝国主义的政策？
——毫无疑问。在苏联时期，亚美尼亚人在各方面都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。1948年的驱逐便是其明显体现。他们的目的就是彻底消除西阿塞拜疆的土耳其人存在。亚美尼亚境内阿塞拜疆人的存在妨碍了他们的政治意图。他们将俄国拉下水，让我们被驱逐出家园。
——1987年的事件对我们民族而言也是一场灾难……
——当然。当时我们居住在瓦伦佐夫卡地区，亚美尼亚人开始公开反对我们。我的祖父穆罕默德·拜拉姆·萨迪科夫，当时已94岁，被亚美尼亚人残忍杀害。他被用石头活活打死，只因为他是阿塞拜疆人。甚至连遗体也不肯交还给我们。经过多方交涉后，我们才勉强将遗体接回。那时苏联军队封锁了道路，不让我们将祖父的遗体运回阿塞拜疆按传统安葬。最终，我们只能将他安葬在瓦伦佐夫卡的“哈什哈尔之地”。那时，我们与亚美尼亚人常常发生争执。他们将我们视为二等公民，从小就教育孩子仇视阿塞拜疆人，说他们不能与土耳其人做朋友。这样的仇恨在孩子心中发芽，最终导致我们的最后一次迁徙。1988年我们抵达巴库，从此定居至今。
——在这样的背景下，“祖国”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？
——祖国，是祖先长眠的土地，是我那被杀害的94岁祖父的墓地，是我们出生的地方，是我们心中不灭的记忆。那些土地原本属于我们，现在是我们的，未来也仍将是我们的。老一辈的心始终与那片土地紧密相连，这份情感也传给了我们。我坚信，在我们尊敬的总统、最高统帅伊尔哈姆·阿利耶夫的坚定领导下，我们终将重返那片土地。这不仅仅是土地的问题，更是正义与良知的问题。
——作为一名退役军人，这些痛苦与爱国情怀是否影响了您的职业生涯？
——当然。我始终知道，自己所效忠的国家曾经被践踏，它的人民流离失所。因此，为祖国服务不仅是一份工作，更是一份责任。我在司法系统工作过，对我而言，祖国永远高于一切。
——最后，您想对年轻一代说些什么？
——不要忘记我们的历史。今天的自由，是用眼泪、鲜血与思乡之情换来的。西阿塞拜疆是我们记忆和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我们永远不能遗忘这一点。
本文发表于“公民”研究与发展公共联合会在非政府组织国家支持署资助下实施的“痛苦的故事”项目框架内。
